“智慧医疗”让患者少跑腿

近日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通过“互联网+”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“智慧医疗”，患者只需在网上预约、挂号，在约定的时间到医院就诊，随后网上缴费即可，为群众就医提供方便。

在大城市生活，看病是一烦。一大早赶往医院，排队挂号等半天，接着排队看医生，看完医生排队交钱，最后排队拿药……几个来回下来，大半天就过去了。如果还要各种检查，耗时将更长。“排队候诊1小时，看病2分钟”让患者及家属觉得效率很低。在患者及家属所花的这些时间成本中，有些是必须的，有些则是可以省掉的，在挂号、候诊、交钱、拿药等几个环节都可以节省一些时间。

随着微信、支付宝等网络支付的普及，社会逐渐进入“无现金社会”，医疗机构也应当与时俱进，以远程控制技术再造各个流程，以达到节省患者看病成本的效果。最低要求，患者通过医院APP，实现远程挂号、诊间缴费、预约检查、检查报到、排队叫号、医生搜索、医生咨询、就医反馈以及医保余额查询、医保结算等基本功能;更高要求，通过三甲大医院与基层社区开设医联体，充分运用远程诊疗、远程教育、远程影像等，在社区医院就可以看片、会诊，让信息多跑路、让患者少跑腿，实现不用出远门就可看疑难杂症的愿望。

以患者为中心、以互联网为依托，最终实现方便患者，也是一种微观的“医改”。

“小学设中医课”是一手双赢好棋

这个学期，浙江省五年级小学生要开始学中医课。11日，记者从浙江省科学技术出版社获悉，60万册教材正加急刊印，出炉的首批10万册已在路上，不久将出现在课堂上。此前，还没有任何省份把中医药知识列入中小学地方必修课程。也就是说，浙江的小学生，成了第一批“吃螃蟹”的人。这一全国首创引发了热议，网上甚至出现了“中医粉”和“西医粉”的论战。(9月12日《钱江晚报》)

对于这一做法，难免会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。不少人认为，五年级已接近“小升初”的关键阶段，在此期间额外开设中医课，势必压缩语、数、外等主课的时间，不利于学生在“小升初”时考出好成绩。也有人认为，学生即使有必要学习医学知识，中医也并非那么紧迫，而安全教育及性教育才是更急需的课程。

这类观点，仍是应试教育思维的体现。假如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，在小学里开设中医课，其实是对传统文化与健康素养的双重熏陶，称得上是一手双赢好棋。

这是因为，许多中医经典，比如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本草纲目》等，本身就是国学经典，在中医课上接触这类中医名著，可以让学生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，领略到国学的魅力。

此外，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必然前提，让小学生接触一些中医经典理论和实践，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养生谣言和骗人疗法正是假借了中医的名义，让孩子们接受正统的中医理论教育，将来养生谣言和骗人医术将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。

体验工作是政务开放好办法

希望北京的“体验政府工作”活动能给其他地方带来思考,从而让更多市民关心城市发展、关注公共事务、积极参与政府工作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

今天起至9月8日,北京市将开展系列政务开放日活动,开放日将邀请市民走进行政机关体验政府工作。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将与市民座谈交流,问需问计于民(9月4日《北京晨报》)。

其实,北京市政府此举并非开展政务开放日活动的第一例。此前,已有很多地方将政务体验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“连心桥”,而且每一次这样的新闻报道,都能引发舆论热议。邀请市民走进行政机关体验政府工作,何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?

一直以来,在市民的想象里,行政机关就是一个“神秘”的所在。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什么?工作环境怎么样?为什么总要加班?有哪些项目?市民对此充满了好奇和遐想,无奈一墙之隔而无缘目睹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邀请市民走进行政机关体验政府工作,无疑有利于彼此间增进了解、拉近距离,对于转变机关工作作风也大有益处,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生动实践。

“体验政府工作”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市民是公共服务的受益者,让他们走进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,零距离接触和感知交通;走进市环保监测中心,了解本市空气质量监测的全过程;走进周口店遗址监测中心,了解和关注文物保护;走进北京急救中心,学习突发急症和意外伤害对策等急救知识……在感同身受、切身体会中,无疑更能激发出市民对公共事务和政府工作的理解与支持。但是,“体验政府工作”不能只是到此一游,关键在于转一转、看一看之后怎么办?

政务开放日聚焦的是公众关切事项和重点民生事项,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比如,针对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,我们有什么样的需求?针对城市精细化管理、环境建设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文化中心建设等工作,我们又有什么意见建议?保障改善民生难题该如何解决?我想,无论是受到定向邀请还是公开邀请的市民,都应该把体验活动做透彻,不能体验之后只是感叹,不能体验之后只写出体验感悟,而是要促进问题的解决。这就需要体验政府工作的市民带着问题去,边走边学边看,多思多悟多研,提出合理的需求和意见建议,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一个准确的方向,从而让城市管理服务政策措施更加精细化、精准化和科学化。

“体验政府工作”是一次勇敢的邂逅,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,值得推而广之。希望北京的“体验政府工作”活动能给其他地方带来思考,从而让更多市民关心城市发展、关注公共事务、积极参与政府工作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。

善款被占用，该给网络慈善立规矩了

陕西渭南6岁男童鹏鹏被继母虐待，75%颅骨缺损。有自媒体写了鹏鹏的遭遇，获得7千多人打赏，共约十几万元。随后，该款项被此爱心人士据为己有，变成了她的稿费，由自己支配，引来了众怒。

在这件事情上，当事自媒体存在严重的操守问题，读者打赏，不是冲文章去的，而是冲需要帮助的人去的，当事人将其视为稿费收入，是混淆了是非。从法律上说，当事人开通打赏功能，以鹏鹏的名义寻求读者帮助，事后又据为己有，有欺诈嫌疑，这属于不当得利。

目前，受害者家属，相关机构也已经报警，但能否追回资金依然是个未知数。现在的打赏、个人捐款，基本上是直接打入对方账号的，这就给追讨设置了很大的障碍。钱一旦流入私人账号，就不得不用打官司的方式要回钱。个人去追诉，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还是个未知数，哪怕法律支持还有个诉讼成本的问题，捐款额本来就小，不会有多少人为了这几十元几百元去打官司的，公益组织去追诉，那么谁来赋予他们提起诉讼的权利呢?

网络慈善缺一套行之有效的诚信约束机制。这种诚信约束机制一度也是电商要解决的难题。如何保证资金安全防止被欺诈，如何约束买卖双方，如何解决纠纷，现在看来，电商平台用好评、成交量、事后评价、第三方托管、无理由退货等机制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正因为有了这套解决方案，电商才在中国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。

网络慈善不同于钱物交易的电商，但电商在解决诚信问题上的一些思路是值得借鉴的。现在是平台方没能履行起监管的责任，发起捐助的人获利容易，而捐助人的权利相当有限，双方处于严重的权利、信息不对等的状态，真假不明善恶不分，不出问题才怪呢。能不能引入第三方托管机构?网络的慈善一般都需要一个感人的故事，感动网友是分分钟的事，可是查验真相是需要时间的。比如罗一笑事件中，就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从罗尔写下《罗一笑，你给我站住》一文在网络上刷屏，一直到事件开始反转，质疑声不断出现。短短的几天时间里，整个活动募集到的金额就高达两百多万元。筹集资金的速度远远超过真相查清的速度。一些网络慈善事件，等你发现真相时，骗局已经完成。这就需要设定一个缓冲期。也需要给捐助方撤销捐助的权利。不得不说，这些营销“大师”，玩文字的高手，深谙读者心理、人性的弱点。很多人是被一时的情绪带动捐了钱的，可事后冷静想一想就可能发现很多漏洞，就可能没有那么冲动，应该像电商一样给一定后悔的权利，设定一定期限内可以撤销自己的捐款或者打赏。

有人担心设定缓冲，给足捐款者权利这会不会影响慈善的效率，网络慈善的特点就是在于快捷，大量转发，捐款大量汇集，第一时间解决受捐者的困难，一旦设定缓冲机制，会不会导致一些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呢?罗一笑事件说明，在互联网社会大数据时代，要想隐瞒真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有很大的概率在极短的时间找到真相，解决问题。

电商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网络慈善如今的困境都提醒我们，诚信是个道德问题，但它更是个机制问题。互联网、移动支付、现代社交媒体的出现给了网络慈善极大的发展空间，这原本是好事，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利用，就不可能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。

如何看待海归工资仅5000元

近日，杭州有媒体做了个海归就业小调查，结果发现留学文凭贬值，海归竞争力下降;接受采访的海归普遍对薪水不太满意，其中有28%起薪在6000元以下，最低的只有3500元;起薪在6000元至8000元的海归最多，占40%，基本与本地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持平。而与尴尬的起薪相对应的，是出国留学的费用一年更比一年高，一年花费二三十万元人民币，基本是起步价。

为什么如今留学的投入与回报会有如此巨大的落差?道理并不复杂，因为海归多了。数据显示，2007年，国内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.4万人，归国4.4万人;到了2016年，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.45万人，海归人员总数达43.25万人。俗话说，物以稀为贵。当海归供不应求时，处于卖方市场的海归身价当然节节高。但如今，海归就业市场已转为买方市场，用人单位招人自然回归理性。

所以，留学亦应该回归理性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工薪家庭选择送孩子去留学，动辄数百万元的花费是个不小的负担，在留学之前很有必要算算经济账，要量力而为。再看看“为什么”。如果是希望回国找一份高薪工作，那么，太多“留学文凭贬值”的报道已足以打破这种幻想。

只有理性地对待留学，才能理性地看待如今的海归就业市场。海归们找工作时还应摆正自己的姿态，就算是哈佛、牛津毕业，不是也得从基层做起?起点低一点没关系，只要有能力，肯努力肯学习，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。